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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碎花长裙的性工作者

小铁茶室第二位客人:Do-Kyun

“oh…oh…oh……, Oh my god!”来自韩国的Do-Kyun 是一位跨性别性工作者。第一次来中心办公室的时候,ta兴奋极了,看着中心的活动照片和各种周边,不停的叫着,有时候觉得自己太吵还会不好意思地捂住嘴巴。第一次遇见在韩国推动性工作合法化的跨性别朋友,当即邀请ta来参与“小铁茶室”, 做我这没茶喝茶室的第二位客人。

 

2009年,Do-Kyun在首尔的一个gay bar前看到了一个与酒吧区格格不如的男人,他穿着朴素的衣衫,还背着一个很大的物件。Ta径直走向那个男人。那年Do-Kyun20岁,青春洋溢,如刚刚逃离牢笼的小鸟般,一心要尝试所有的事情;男人45岁,是个受了很多伤的人,他不会用电脑,每周只工作一天,不仅手指因工被切掉一个,也因太善良总是被骗。男人问眼前这位戴着眼镜的小“男孩”:“Gay是同性恋吗?”之后他们成了伴侣,在一起快8年。“他真的很不club,站在那里的时候!” 当Do-Kyun谈起伴侣,嘻嘻哈哈的样子让人心情很好。

 

“我想一直漂亮,不要英俊”—少年的告白

1988年9月,韩国成功举办了汉城奥运会。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,有数只代表和平的白鸽被奥运圣火烧死烧伤。在整个八十年代,韩国社会经历了数次暴力冲突,仅1987年,6月的半个月间,韩国全国就有近830万人参与了共2145次游行示威。1986年,韩国民主人士推动了“一千万人改宪签名”运动,表示必须在韩国实现民主。1987年独裁总统全斗焕表示要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前停止“所有有关修宪的讨论”。同年,国际奥组委表示如果韩国政府不能结束社会动乱的状态,则将撤销汉城的奥运会举办权。在多方反对下,军政府最终妥协。1988年,大韩第六共和国成立,总统为卢泰愚,韩国终于在民众不断抗争下走向民主化进程。

1988年之后出生的世代被称为“三s世代”,三个s分别指代运动、性和电影(Sport、Sex和Screen),彼时是经济发展的年代,人们开始向往更好的物质生活。Do-Kyun出生于1989年,父母都是教师,有一个妹妹,本应该是一个能够快乐成长的孩子。自小被邻里称赞“长相漂亮”的ta,是一个调皮的孩子,经常把爸爸的钱撒向窗外,上串下跳。当爸爸要拿棍子打ta的时候,奶奶会劝阻爸爸,并且把家里的棍子都扔掉。小时候父母工作很忙,经常是由奶奶照顾,Do-Kyun和爱喝酒抽烟跳舞、性格豪爽的奶奶感情很深。

 

 

6岁的时候,父母对Do-Kyun说:“你很可爱,很漂亮。”两人还会相视一笑。10岁的时候,父母对Do-Kyun说:“你现在不能漂亮了,你要变得英俊。”ta听到这样的话,摔门而去,嚎啕大哭。在很小的时候,Do-Kyun就很爱偷穿妈妈的高跟鞋,拿化妆品在自己脸上涂抹。小学的时候,因为自己很“娘娘腔”,没有什么朋友,还因为经常被看到是和奶奶在一起,被其他的小孩嘲讽是“没有父母的孤儿”。即使是在很幼小的年纪,ta也没有想过要说“我有父母”这样的话来反抗,在小Do-Kyun的内心里,那些孩子们是很不好的,不管其他孩子怎样不同,都不应该被霸凌。

那时候甚至有同学说“如果你跟我去教堂,我就保护你不受欺负。”Do-Kyun觉得很讽刺,当即拒绝,之后则受到更严重的霸凌。Ta鼓起勇气告诉了爸爸,爸爸因此拜托同事照顾自己的孩子。而对方却说:“你的孩子在幻想,并没有真的被欺负。”那时候Do-Kyun感到很绝望,却无处倾诉,彼时妈妈被诊断出乳腺癌,ta并不想给妈妈增添烦恼。

学校如地狱般,不仅被同学孤立和欺凌,严重的时候甚至有5个同学同时殴打ta, 其他同学却在旁边当吃瓜群众,老师也经常在课堂上发表歧视同志的言论。有一次,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“同性恋是好还是不好?”Do-Kyun思来想去还是写了“同性恋是好的。” 老师收到ta的答案后在课堂上点名批评,指责ta是骗子。

16岁的时候,Do-Kyun爱上同班的男孩子。釜山虽然是一个早已国际化多样化的城市,但在性少数的议题上却仍然相当保守。Ta在20岁的时候才认识另一个gay。

“我也有我的奇迹”——不再孤独的灵魂

2009年,Do-Kyun逃离釜山,到韩国首都首尔学习经济学。第一天ta就加入了学校里的LGBT Club,在那里认识了很多自我认同为queer的朋友和女权主义者,终于开始了愉快自由的大学生活。渐渐的,Do-Kyun发现自己和其他人不同,ta喜欢穿裙子,喜欢男生,当ta跟朋友说自己可能是跨性别的时候,朋友指着ta的包大笑说:“你看你的包这么乱,你的房间那么乱,你怎么可能是女孩子!怎么可能是跨性别!”这让ta感到十分困扰,我不是跨性别,不是同性恋,那我是什么?经过了一年,ta终于自我认同为跨性别,政治身份是酷儿。

好景不长,2011年,指派性别为男性的Do-Kyun不得不去服兵役,ta只呆了五天,出现了严重的幻觉和幻听的状况,ta开始看到一些“女人”对他说:“你必须死,你必须死。”之后他被送到医院里诊断,最初ta猜测自己是心脏病,之后却被诊断为“躁郁症”和“恐慌症”,这两种疾病会使人焦虑,甚至出现各种生理性不适,严重的时候会影响正常生活。这样的疾病不是突发的,少年时代被欺负的经历已经令Do-Kyun有了抑郁的状况。

由于身体和精神状况无法正常服兵役,之后他被送到公共图书馆工作了两年。20岁的时候他返回釜山,那时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差。几乎所有人,包括Do-Kyun自己,都认为ta完蛋了。唯有奶奶,看着因为服药发胖,不再如幼时般漂亮的Do-Kyun说,“她会很好!”

提到奶奶,活泼的Do-Kyun开始颤抖、落泪。第一次见面的两人在中心咨询室柔和的光照下,心弦一起振动着。我没想到一直嘻嘻哈哈的ta会落泪,我伸出自己干瘪的左手,勾住Do-Kyun肉乎乎的右手,一边摇晃一边说“对不起,对不起让你想起难过的事情。” Ta抹了一下脸,露出纯朴的笑容,“没有,没有,她是我的力量,这是我的奇迹。”那一年奶奶走了,留下了Do-kyun和给ta的奇迹。

 

“我是一名跨性别性工作者”—开启我的艺文发声时代

 

      2010年韩国的一个网络词汇引起广泛关注——“地狱朝鲜”헬조센 (Hell Josen),表现了韩国年轻网民对于就业难、高房价等社会问题的不满。新的世代也被认为是“三抛世代”,即年轻人因为背债、找工作难,成为抛弃恋爱、结婚和生育的一代。2012年对于韩国则是充满了可能性的一年,鸟叔的一曲江南style唱响全球,朴槿惠以51.6%的高选票当选为韩国总统,也是韩国首位女性总统。

这一年,Do-Kyun第一次在网络上进行了和陌生人的性交易。因为当时住在釜山的ta,只有在首尔才能够做自己,和朋友们在一起,所以一年当中会多次去首尔,这笔花费对于当时的Do-kyun显然是很难承担的,于是ta尝试提供做一次性工作者,收了对方75美金。提起性服务,Do-Kyun有点骄傲的说:“其实我发现自己很擅长做这个。我会很认真的和顾客互动,去发现和满足他们的需求。”我很好奇ta怎么看待这种在大部分国家都尚未实现合法化的工种。Do-Kyun认为,性工作也是一种工作,提供性服务不仅需要沟通的能力,表演也是ta平日在推动性工作合法化时所需要的能力。Ta的客人当中,大部分都是深柜的中老年男子,很多人都活在压抑和孤独当中。有的客人需要的更多是陪伴。Do-Kyun会很细心地发现对方的需求,而每次和一个客人相遇,也让ta可以感受到陪伴他人给自己带来的力量。

2013年,Do-Kyun回到首尔,在加入了性服务行业之后,ta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工作当中。彼时,韩国的性产业已经遭到了近十年的打击。2004年,韩国政府颁布了全面禁止性产业的法令,到了2013年韩国红灯区数量已经由2002年的69处减少到44处。然而更多的交易转到了酒吧、沙龙,交易方式也更多转到线上。2014年ta加入了一个性工作者的组织GG(Giant Girl),该机构汇集了性工作者、社会活动家、律师和学者,善于跨界合作,提高性工作相关议题的能见度。和以往走上街头抗议的姐妹们不同,Do-Kyun组织姐妹们一起在街头表演戏剧,表现性工作者的生活和权利诉求。

 

 

为了“发出新的声音!”2015年,Do-Kyun成立了一个性工作者的机构SON, 除了延续ta所喜爱的戏剧行动,ta也发起了一个写作计划,每周都会发表一篇性工作者亲自撰写的文章,之后会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辑成册。她们的行动得到了Korean Weekly的报道。

“最近我想要开启一个研究计划”,Do-Kyun谈起自己的计划按捺不住想要尖叫的兴奋,“我发现没有太多研究是关于男性性工作者的,我希望让社会也要看到他们的状况。人们总是认为性工作者都是被压迫的女性、厚颜无耻的荡妇,并没有真的想要去看我们的样貌、听我们诉说自己的故事。” Ta一直记得小时候那一幕,爸爸拜托同事去关照被欺负的自己,那个大人只是在教室门口望了望一个人坐在桌前的自己,然后转头离开,一句话也没有跟自己讲过,当然也没有听自己说一句话。

 

 

(北京的冬天太冷,实在只能穿上棉袄,裙子没有拍到=v=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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